二十世紀中葉的歐陸,有一群後結構主義(post-structuralist)的思想家,沸沸揚揚地撻伐理性主義的主體觀(subjectivity)。他們解構單一(single)、自主(autonomous) 的身分認同,強調一切主體皆是由文化霸權(cultural hegemony)所建構出來的,沒有人能逃離社會文化的論述(discourse)框架。所以我們的主體不是一種固定而不變的存在(fixed entity);相反地,它隨著時空、隨著內在的潛意識力量而變動。種族、性別的自我認同就是最好的例證。一個生在現代的文明社會,和生在古希臘社會的男人或女人,對自我的認知、價值觀就會不同。所以我們所謂的主體,其實只是對某種論述的臣服而已。我們感應某種論述的召喚(hail),進而在不知不覺中了接受了這個主體的位置(position),而後在這個位置上,和處於別的位置的人,進行權力與意志的爭鬥,這就是一般人的生命相貌。叔本華(Schopenhauer, 1788-1860) 在【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】一書中,對此有精彩的論述: :「意志自身在本質上是沒有一切目的,一切止境的,它是一個無盡的追求。」所以後結構主義的主體觀,基本上延續了叔本華的看法,強調人只是意志的表現現象;而此意志又受制於不同時空下的不同論述。由此我們得到的真知灼見就是,人從生下來的那一刻開始,就是不自由的,無法自主的。